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試論陳淳理學思想的特色及其影響

龍文講堂   時間:2014-10-20 15:38    http://www.nzhuoy.live/   

  

陳淳,字安卿,號北溪,學者稱北溪先生,福建龍溪(今漳州)人。陳淳是朱熹晚年高足,全祖望《宋元學案·序錄》說朱熹“滄洲諸子,以北溪陳文安公為晚出。其衛師門甚力,多所發明。然亦操異同之見而失之過者。”全祖望這段論述,扼要地闡明了陳淳在朱熹學派中的地位,頗為中肯。由于陳淳在朱子學中的重要地位,歷來頗受學者重視,在有關論著或文章中對其生平及思想多有論述。近年來又有學者著書對其理學理想的淵源、形成過程及思想體系作了較深入的探討,這對陳淳理學思想研究起了積極的促進作用。但是,綜觀現有研究成果,少有專文論及陳淳理學思想的特色及其影響,鑒于此,本文擬就此論題作一初步探討,以求教于方家。

  一、理學思想發展的階段性

  陳淳理學思想有一個萌芽、形成、發展充實的過程,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特征。

  陳淳生于南宋高宗紹興二十三年(公元1153年),卒于寧宗嘉定十年(公元1217年),享年64歲。他一生未中科舉,亦未做官,長期從事講學教育和學術研究活動,故有學者稱:“從朱子門人到朱子傳人,是陳淳學行演進的歷史主線和邏輯脈絡。”[1]

  陳淳出生于淳樸、本分的農家,自然,他的父母也希望他走一條“學而優則仕”的道路,但陳淳自幼即和一般士子不大一樣。據說他“稟姿無華,識性穎悟”,[2]“生有淑質,幼而穎悟。少長,趣識已端高,為學務實,以同于凡俗為恥。”[3]“少習舉子業,嗜學精勤,趣向不凡。”[4]可見陳淳自少年時代起,其人其學已不同于凡人。尤其是陳淳在“習舉業”的過程中,頗受當時漳州學風和碩儒的影響。時出自漳浦的高登及門人在漳州形成了所謂“高東溪學派”,[5]陳淳即受該學派的影響。據說,高登門人林宗臣對理學一向關注,對朱熹的學問也很贊賞,他曾對“習舉業”的陳淳說過:圣賢大業不在于斯,并以朱熹等人所編《近思錄》授之。由于林宗臣的指引,陳淳始知朱熹其人及其所編《近思錄》,“安卿卒為儒宗,實夫啟之也。”[6]可見,林宗臣的確是陳淳儒學生涯最早的一位引路人。

  閱讀《近思錄》后的陳淳,思想發生了重要的變化。自此,他即以朱子學為其學問追求的目標。這正如他日后在回憶中所說:“初不識圣賢門戶為何如,年至二十有二矣,得先生所集《近思錄》讀之,始知有濂溪、有明道、有伊川,為近世大儒,而于今有先生。”[7]通過對《近思錄》的研讀,陳淳對儒學引發了更多更濃的興趣,“自是稍稍訪尋其書,一二年、三四年,又得《語孟精義》、《河南遺書》及《文集》、《(伊川)易傳》、《通書》與夫(朱)先生所著定《語》、《孟》、《中庸》、《大學》、《太極》、《西鉻》等傳,吟哦諷誦,反諸身,驗諸心,于是始慨然敬嘆當時師友淵源之盛,抽關啟鑰如此之至。”[8]但是,由于“家窮空甚”,陳淳不得不開始了自己的訓童生涯,一邊教授蒙童,獲取生活之資,一邊鉆研理學,從精神思想上追宗“孔孟周程”乃至朱子之道。

  從上可見,陳淳在早年求學過程中,由于受當時漳州學風及“高東溪學派”中人的影響,其學業進路已大體確定,但他的理學思想此時還未成形,仍處于萌生狀態中。

  之后,陳淳兩次從學于朱子,第一次是在漳州,從紹熙元年庚戌(1190年)十一月至次年五月;第二次是在建陽考亭,從慶元五年己末(1199年)至次年正月。陳淳兩次師從朱子,雖然時間都不長,但是,這對于陳淳理學的形成和發展,產生了極其重要的影響。

  光宗紹熙元年,朱熹出守漳州,陳淳“抱十年愿見而不可得之誠”,袖《自警詩》求見。而“以道學為天下宗師”、“樂育善誘”的朱熹十分高興地接見了他,并授以“根源”二字。在此之前,陳淳對理學思想已有所探討,但有些觀點如心性論還停留在朱熹早年的觀點上。此次見面交流,朱熹對他過去的學習心得表示肯定,但又認為其思想缺乏一以貫之的東西。朱熹告誡陳淳,“凡看道理,須各窮個‘根源’來處,方見得端的,確定而不可易。首末表里,心極其透徹,不可只窺見一斑半點,便自以為足。”[9]并勉以“上達”。陳淳時造郡齋講論,或至夜分,朱熹以善問稱之,延置學宮,表率后進。時陳淳三十二歲。朱熹罷郡去,陳淳推求所授“根源”,析為《問卷》,書求印證。朱熹予以批答,譽為“看得甚精密”。[10]在寫給黃幹的信中,朱熹更贊譽道“書來,知甚長進,可喜。近得漳州陳淳書,亦甚進也。今老病無他念,只得朋友多見得此道理,即異時必須有立得住者,萬一其庶幾耳。”[11]朱熹衷心希望他的學生們能有大的長進,能承擔起傳道的重任,而陳淳與黃幹似乎更應成為中堅。故此,朱熹貽書李唐咨,說:“區區南官,喜為吾道得此人爾。”邱漢生先生認為,此“與楊時離開程顥南歸,程顥目送之曰‘吾道南矣’同一旨趣。”[12]

  另一次從學朱子是在其晚年。寧宗慶元五年冬,陳淳再謁朱熹于考亭。時朱熹已寢疾,“延至臥內,叩以十年之別,有甚大頭項工夫?”陳淳縷縷開陳,說:“數年來,見得日用間大事小事分明,件件都是天理流行,無一事不是合做底,更不容挨推閃避。撞著這事,以理斷定,便小心盡力做到尾去。兩三番后,此心磨刮出來,便漸漸堅定。”[13]陳淳覺得多年以來,經過以理裁斷,幾番磨刮,自己的思想境界已有了大提升,“見面前只是理,覺如水到船浮,不至有甚慳澀”。[14]對于陳淳積數年之久而形成的高論,朱熹非但沒有給予高度的評價,反而感到非常憂慮,認為這樣泛說當然容易,只怕會產生究心天理、空無頓放之弊端。因此,朱熹告誡陳淳:“所欠者惟當大專致其‘下學’之功爾。”此次見面交談至正月,陳淳即告歸,三月后,朱熹病逝。

  考亭之行后,陳淳的致思趨向發生了很大的變化,陳淳的門人陳沂說:“(陳)先生追思嚴訓,痛自裁抑,一掃平日立定大底意見,平心下氣,悉力探討,于書無所不讀,于事無所不格。凡千條萬緒分合出入,實是實非易惑難辨者,無不毫分縷析,各有以詣其極而無余,故其真積之久,渾然不見其本末精粗之間,此先生再見文公而深有得也。”[15]陳沂的看法頗為中肯。例如讀書,慶元六年(1200年)春,陳淳從考亭返回漳州,帶回了朱熹的《易本義》,他研讀再三,撰寫了《易本義大旨》、《原畫》、《原辭》、《四象數說》、《先天圖說》、《河圖洛書說》等文,對朱熹思想進行了發揮,其理學思想更加完善和深入。

  朱熹去逝之后十七年,即寧宗嘉定十七年(公元1217年),陳淳至臨安應試歸回途中,應鄭之悌邀請,在嚴陵講學。在嚴陵講學期間,為傳播朱子學,陳淳進行了三個方面的活動:一是在嚴陵郡庠為學生講授朱子學的基本思想,這些講學的內容,后來被統稱為《嚴陵講義》;二是通過私下座談或書信往來的方式,針對信奉朱子學和深為陸學熏陶的學子深入討論理學與禪學諸問題,《與鄭行之》、《與邵生甲》、《與王生震》等是其代表作;三是發起并協助嚴陵郡守刊刻朱子學的基本著作,包括《朱子家禮》、朱子所輯《小學》、朱子《大學章句》等。

  陳淳此行之后,聲望日高。嘉定戌辰(1208年)、辛末(1211)他兩次至臨安應試,影響并不大。而當他戌寅(1218年)再到臨安的時候,“朝士稍稍聞知,又多遣子弟聽講,至相挽留依戀,幾不得脫身歸者。”[16]其講學受到了廣泛的歡迎。此時陳淳已步入了晚年,其活動的特點在于頻繁的講學。通過講學培養了一大批朱子學者,形成了朱子學的“北溪學派”。他們由“北溪之流,溯紫陽之源”,主要在漳泉一帶傳播朱子學,陳淳因此而成為朱子身后的重要傳人,他的理學思想也由此得到進一步的闡發,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。
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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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源:龍文新聞網 編輯:李俊毅 時間:2014-10-20 15:38 收藏此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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